南華大學19日晚上舉辦「生命的中點‧終點」電影放映及座談會，邀請《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紀錄片導演陳志漢及本網站總編輯兼任主筆郭慧娟老師共同導讀與座談，吸引2百餘人報名參加。與會的民眾及南華師生在座談會中熱烈提問，並與陳志漢導演分享觀賞影片後的心得，進行各面向的生死議題交流討論。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紀錄片導演陳志漢表示，這部片是他去輔仁大學醫學院田調的那個夏天，因為醫學系的解剖課在每週一下午，每次他經過醫學院前的中美堂，看見陽光大片灑落，整個校園籠罩在一種恬靜的氛圍中，就跟解剖課課堂氣氛一樣，當下他總是很有感覺，故取名為《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
陳志漢說，他曾經採訪某位婦產科名醫，這位醫師坦承門診時和每個病人講話最多不超過五分鐘，所以一個病人都不熟識。「我很驚訝，台灣的醫病關係竟如此疏離，你如果不認識這個病人，你要如何好好去對待他呢？」
陳志漢進一步分享，人一般都是活著才能對世界有點貢獻，但大體老師死了才開始發揮影響力，這很奇妙。而這些醫學院學生本來不認識大體老師，但按照課程的設計，上解剖課前的暑假，學生必須去找大體老師的家屬，探訪生平，所以當大體老師變成學生們間接認識的朋友後，他們會用什麼心態去面對他？「這剛好符合我對醫病關係的思考。」因此，促成他拍這部紀錄片的動機。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廖俊裕主任指出，很多人以為「大體老師」是教解剖課的老師，其實是指用自己的身體給學生上課的遺體。在台灣的醫療教學中，大體與學生比例嚴重不平衡，或許是受傳統觀念影響，社會上願意死後捐出身體作教學使用的人非常少。大體是對遺體的尊稱，捐贈遺體做為醫學生解剖課教材使用的亡者，在台灣我們尊稱為「大體老師」。這部紀錄片深刻反映出國人對大體捐贈觀念及做法的衝突和矛盾，也充分凸顯生命的尊嚴與價值，很值得省思。
陳志漢說，「我一直很想探討生命要做什麼？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很迷惘。」生命要做什麼」與「醫病關係」這兩項思考，在「大體老師」這題材上形成匯流點，他覺得有深挖的潛力，因此產生拍攝動機，於是一家一家醫學院打電話問，最後透過輔大醫學院找到了紀錄片中的受訪主角林惠宗先生。
陳志漢分享道，拍這部片的過程中，他的外公腦中風，以前外公曾經說：「若發生什麼事，不要救我。」結果中風送醫時，他的媽媽在急診室看著父親，心裡很不捨，於是跟醫生說：「救！」於是他的外公就這樣在病榻上再躺兩年才走。事後他的媽媽很難過自己做出這個決定，她也告訴陳志漢：『以後你一定不要救我。』但陳志漢發現自己內心也有掙扎，他這才了解到，人沒有真正面對死亡時，真的很難放下，所以他在拍攝林惠宗先生時，很著墨在他和他的家人，是否真的放下了。
陳志漢導演也分享說，選拍林惠宗先生是因為他最特別，當時徐玉娥女士的大體已經做防腐一年了，正好移出來再放兩年，這兩年家屬可以去探望。醫學院曾遇過家屬事後反悔的案例，通常是聽到大體要先泡福馬林一年，觀念上覺得無法「入土為安」，像是一件後事一直沒有完成。林惠宗先生不但不會這樣想，還常常去看老婆，而且一直對大體講話，一般人不會這樣。
至於紀錄片拍攝過程什麼是印象最深刻的，陳導演說，影片裡林惠宗先生看起來很樂觀，拍的時候我覺得他好像已經走出喪妻傷痛，拍到後來，甚至一度覺得沒有故事了，可以結束了。直到2014年8月，林惠宗先生去輔大見老婆最後一面那次，在外面他還跟我嘻嘻哈哈，沒想到一走進去存放室，他看著老婆，說著說著突然痛哭流涕，感覺他心中其實還有很多不捨。這個點完全打中了他內心，那時候他才真正決定要繼續拍，取決的點還是在於活著的人的感情。
本網站主筆郭慧娟老師則於座談會中表示，紀錄片中林惠宗與女兒對骨灰存放哪邊其實有不同看法，女兒甚至說了「為什麼生前不做決定？」顯示出殯葬自主的重要性，最後他們透過溝通、協商，達成共識，將太太（媽媽）的骨灰以樹葬方式埋存，算是有個圓滿的結果。
郭慧娟也指出，紀錄片中大體解剖老師蔡怡汝提及，身為解剖學老師，長期推廣致力大體捐贈，但當自己的父親和母親提出要大體捐贈，她卻有許多掙扎，她坦言因為她也是人，真的很難看淡生死，呼應到陳導演母親對外公的醫療決定，顯現出人在面對死亡時，面對「他人死亡、至親死亡、自己死亡」其實都有不同的心理及現實角度。
郭慧娟老師說，過去２年多來，她在台灣辦了200場「死亡咖啡館」活動，目的就是希望民眾能建立正向、坦然、健康的生命態度，生前可以思考自己的臨終醫療、身後事，除了自己做主、預立遺囑，也要找機會與家人溝通交代，才不會像片中主角那般，面對家庭其他成員不同意見，發生衝突與矛盾，造成諸多困擾與紛爭。
《臺灣殯葬資訊網》106/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