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大事》1──美籍禮儀師湯瑪斯‧林區
一開始，我以為那表示他「把人帶去埋了」（took them under）。當時是一九五○年代，而我是禮儀師（undertaker）（注1）的小孩（正確的說，是眾多小孩其中之一），這種事對我來說其實沒什麼，但對當時玩在一起的朋友而言，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有個玩伴這樣問：「他都『做』些什麼事？他到底是怎麼『做』的啊？」
我就說，我覺得一定要有洞才行，就是要挖洞啊，然後還有屍體，死人的身體。
「他把死人的身體帶去『埋』，懂嗎？放進『地底下』。」
通常，朋友們聽到這裡就閉嘴了。
不過呢，我說是說得言之鑿鑿，心裡其實沒那麼肯定。我在想，為什麼不是叫做「埋人師」（underputter），也就是把死人「放在」（put）地底下埋掉。要說是「帶」（take）他們，確實有點不太對勁；我是指，如果人已經死了，也就不需要有人「帶」著去地下了。就好像，你會「帶」妹妹去藥房，但你會把腳踏車「放在」車庫裡。那個時期的我，很喜歡把字詞和字義當成遊戲來玩。
為了當輔祭，七歲時，我被送去學拉丁文。那是我媽的主意。她說，如果我對上帝很小氣，上帝也不會對我大方。這句話似乎有它的道理，就算不是，也是我媽希望我明白的事，而那對我來說，已是最接近真理的一句話。
拉丁文很神奇也很神祕，一大堆母音讓這個語言讀起來很有意思。每個星期二下午四點，我和聖高隆邦教堂的肯尼神父碰面，學習牢記這些古老的音節。他會給我一張卡片，上頭紅色的部分是神父的，黑色的部分是我的。他來自愛爾蘭，跟我爸的叔叔一起在神學院唸書。這位叔公年紀輕輕就死於肺結核，後來我出生便以他為名。當時，我隱隱覺得去當輔祭這件事是我媽和神父串通好的，後來還真的接受了任命。
多年後，神父把這件事一五一十說給我聽；那時他剛退休，回到了愛爾蘭戈爾韋郡的鹽丘市。對他來說，這個世界和教會的改變實在太劇烈。我還記得他跟我爸在教堂後頭碰面的情景。
那時，我總在下課後去喪禮幫忙，我爸穿著護柩人的禮服，戴著手套，別著胸花，從頭到腳一絲不苟；他背後，是一具棕色的棺木，和一群低低抽泣的亡者家屬。神父的祭服已經從黑色換成白色，原本說拉丁文的彌撒全都改說英文，連儀式的先後順序都不一樣了，肯尼神父對此完全不能接受。
「愛德華！」他一到教堂後頭就大吼，「人家要我和大夥一起『慶祝』喪禮，所以把你那張正經八百的臉給我拿掉，而且還要很親切的告訴葛利馬蒂夫人，我們主教大人希望她高高興興的辦她死去丈夫的喪禮！」
葛利馬蒂家已很習慣肯尼神父這種諷刺的口吻，看起來完全不為所動。
我手上提著一桶聖水，站在神父跟我爸中間，一邊是白衣一邊是黑衣。
「告訴你，下回我們就會在洗禮儀式上痛哭流涕，以示哀悼了……」肯尼神父還繼續火上加油。
「神父，時間到了。」我爸說。
身穿白色十字褡、一臉忿忿不平的神父在靈柩上灑了一些聖水，然後轉向聖壇。管風琴師彈起新讚美詩中幾段輕快的旋律，神父狠狠看了他一眼，示意他別彈了，然後從鼻孔深深吸了口氣，開始以憂傷的男高音音色吟唱來自自己家鄉的〈引進天堂〉，表達哀悼與慰藉。
神父很清楚，一切都變了。
這類事情見多了之後，我漸漸明白，我爸這一行在死者身上花的功夫少，更多的，是讓活著的人接受親朋好友逝去的事實。
隨著歲月遞嬗，言語更替，我爸所從事的這個行當也有了好些新名字。
「殯葬從業人員」（mortician）──這個名號他大概受不了，因為聽起來活像什麼科學研究員之類的新奇東西，跟汽車、電視和各式家電一樣，總在永無休止的換包裝，創新，改良。
「喪禮指導師」（funeral director）──聽起來很符合現實，老爸也的確具備早期以「葬儀社」指稱業者、如今風向轉為「喪禮指導師」的特徵，他一直相信有困難的家屬需要的是「人」，而不只是一個冷冰冰的場所。
但是他攬鏡自照，鏡裡的人還是當年那個禮儀師，那個總和生者一起面對死亡、發誓會盡己所能做好一切的人。埋葬死者這件事沒有跟著名字一起變新，它還是很古老，在他認為，大概和生命本身一樣老。
跟我一起廝混的朋友還想知道更多驚悚情節。
正如電視上大偵探喬‧佛萊迪（注2）掛在嘴邊的話──「事實……就擺在眼前」，因此我們圍成一圈，抱著我爸以前上葬儀學校時買的《格雷解剖學》、《貝爾病理學》這兩本書，看著一堆肢體殘破不全的、罹病的，還有死亡的照片，一夥人模樣之鬼祟跟後來看色情書刊沒什麼兩樣。
但事實多半不如想像精彩。比如說，沒有誰會從靈柩裡坐起來，也沒有人看過鬼。我還沒見過哪個死人的指甲或頭髮會一直長長。屍體變僵硬並不稀奇，死掉的人其實很平常，平常到難以想像的地步。
活著的人才一點也不平常，成人雜誌裡皮光肉滑的女體也不平常，我們隨年華老去而越顯精彩與醜怪的生命也一樣不尋常。
也許對每個世代來說都一樣──性與死亡，都是必須完成的功課。
看著自己父母一路走來，我體會到「禮儀師」這個詞在意義上的轉變，也就是所做的事和過去不同之處──一開始是處理死人的事，接著是幫活人的忙，然後才是由活著的人（也就是由每一個相關的人）共同來辦這場喪事。
高中畢業後我當了兵，之後進了大學，然後就是等待，看自己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接下來我待過葬儀社，我去了州立精神病院，也到過戒酒之家幫助酗酒的神父。我學會了喝酒。我戀愛了。好幾個朋友在越南戰死。我的未來似乎相當可怕。
接著我去了愛爾蘭，住在曾祖父百年前離鄉、遠赴密西根州後留下的老房子。那裡沒有電話，沒有暖爐，沒有水管，沒有電視，沒有曳引機，沒有汽車，也沒有便利商店。生活在那兒，看來原始，地處文明極邊緣，卻清晰澄明。牛生了，鄰居死了，潮起，潮落，人也就閒話家常。
在愛爾蘭的克萊爾西海岸度過了冬天和春天，我開始找到自己人生與時代的方向。即使是這樣一個劇變到令人疲憊的世紀也有它自己的路要走，此刻的愛爾蘭也不例外。我回到這個地方，就像一個尋找水井、探尋源頭的人，希望藉此找到一些真實的事物。
因此，我們所做的「殯葬」就是為活著的人穿上一層防護衣，帶領他們抵禦寒冷，尋找意義，走出虛無，對抗擾人的是非言語，並為目不見物的黑暗帶來光明。辦喪事是我們表達情緒的方式，不管是驚奇和痛苦、愛情和慾望，或是生氣和憤怒，我們所用的字字句句全都化作一首首歌曲，與無數次的祈禱。
我第一次寫作、出版詩集時，老爸問我什麼時候寫本關於喪禮的書。我回答，我覺得我已經寫了。他點點頭，微笑著。之後又會不時再提一下，他是這麼說的：「你知道我意思吧。」我懂，當然懂，總有一天，我會把這本書寫出來。
對於我寫的書，不少書評都提到我這份在白天從事的奇特職業，好像在說──就一個處理屍體的人來說，寫得還不錯啦，於是，「殯葬詩人」或「詩人禮儀師」成了標準稱呼。各種粗體字標題刻意抓住讀者的目光──《觀察家報》說是「屍體詩集」，《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打上「請進來我的葬儀社」，《華盛頓郵報》則說是「入土之詩」。我對這些沒什麼意見。我對自己說，能被注意到已經很好了，即使大部分的用語如此譁眾取寵。
事實上，我想我認識的那些在大學教書、或在「相關」領域工作的詩人們，其實也都是「禮儀師」──他們無一不在生命、在愛與死亡之中，翻尋著意義和音韻。曾有人問謝默斯‧希尼（注3）為什麼要寫這麼多輓歌詩，他反問：「除了輓歌，這世上還有別的詩嗎？」「詩人該寫的只有性與死」──這句話是葉慈（注4）寫給龐德、還是龐德（注5）寫給葉慈，我記不得了。性如此可愛，而死亡無所不在；於是我自問，「詩人教授」或「詩人編輯」，「詩人主夫」或「詩人老爹」，這些稱謂又有什麼差別？
那麼，又有哪一次的殯葬過程，不是在生命與生者、死亡與死者之中尋找意義呢？
只是，我老爸面對的情況是很實際的。他很清楚這份工作如何影響、形塑了自己的人生，如何讓他成為一個丈夫、父親與男人。他很明白他人的哀痛與漠然、他人的絕望，以及他們的信仰與希望。他看著那些人如何購買棺木，如何手牽手互相扶持；看著他們如何獻上花，如何道別；看著他們流淚、歡笑，或者酩酊大醉的逃避現實……從這些事情當中，他聽見了自己和本性、人類與上帝的話語。我想他很清楚，二十二年前的今天當我們搬到密爾福，也將同時塑造、改變與啟發我的人生。
殯葬這一行得保證把任務完成，承諾把事情辦好；老爸過世時，我能做到的似乎也只是這樣。我跟他說過，有一天我會寫這本書。在我的設想中，這本書是寫給那些對我們所做的事有疑問的詩人看的，或是寫給讀了詩人的作品、想弄懂其中寓意，甚至還想知道更多的人看的。但我想在老爸心裡，這本書是為形象陰鬱的殯葬業者、為那些負責喪禮各個環節的人而寫──他們是身著黑衣、在週末和假日領著長長車隊和打理遺體的人；他們是有人過世或有人來電求助時，於黑夜中起身出門的人。
注釋：
1「undertaker」這個字，是西方早期對殯葬業者的稱呼，意義上接近臺語的「土公仔」，略含輕視意味。
2喬‧佛萊迪（Joe Friday）：美國影集《法網恢恢》（Dragnet）中的警官角色名。
3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 1939～2013）：愛爾蘭作家、詩人。一九九五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4葉慈（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愛爾蘭詩人、劇作家，以及神祕主義者。葉慈是愛爾蘭居爾特復興運動的領袖，也是艾比劇院的創建者之一。一九二三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5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美國著名詩人、文學家，意象主義詩歌的主要代表人物，後期轉向法西斯主義。在二次大戰爆發之前，龐德即前往義大利，在當地組織了一個反美廣播電臺，支持墨索里尼，後以叛國罪被逮捕。
[ 資料來源：好讀 死亡大事書摘 ]
